宋朝史上的宦官们为何都怕宰相怕得要命

身边之人被宰相当作乌龟一般恐吓，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回望仁宗时期，政治环境虽相对宽松，但宦官的日子并不好过。仁宗皇帝虽慈祥，时常想为宦官谋求出路，但宰相们却不买账，让宦官深感跟错了人。赵炎评价道：“老大”并非万能。

在至和元年（1054）正月，宦官王守忠倚仗自己是仁宗的“东宫旧恩”，在病危之际，居然要求封为节度使。仁宗皇帝居然想满足他的要求，但宰相坚决反对，认为宦官不应担任真节度使。尽管仁宗劝解，但宰相梁适态度坚决，甚至御史中丞也上疏力争。无奈之下，王守忠的节度使梦破灭。

另一个宦官朱颖士更是遭遇憋屈。犯了错误被贬官后，纪检干部仍不依不饶，向宰相告状。甚至连副宰相兼国防部长也被他连累。当时的宰相毫不留情，将朱颖士远远外放到外地任闲差。在宦官权势最显赫的时期，如梁师成典掌机密，都是特殊时期的例外，与宰相等人的纵容有关。当时并非只有宦官横行，六贼共同当道，其中包括外官三人及内官三人。

尽管如赵炎所言“坏蛋之间的互咬是好事”，但宦官们依然无法活得潇洒。大观年间，宋徽宗欲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之职，却遭到蔡京的强烈反对。宣和年间，童贯镇压方腊起义后，王黼更是向宋徽宗进言揭童贯之短。这些例子都揭示了宦官怕宰相的三个原因。

制度为宦官画了一个圈，出了这个圈子，宰相就可以制约他们。宋代宰相权力极大，即使是皇帝也无法完全罩住。比如《官制旧典》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只能专心本职。做不好本职工作，“宰相得斥之”。宦官的任命权在枢密院手中，而枢密院头头只是宰相的参谋副手。宦官若想飞黄腾达，必须有宰相的帮助。惩治宦官的权力也在宰相手中。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宰相训斥贬谪宦官任守忠的事例。就连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秦桧在内臣面前也有极高的威慑力。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想家无鼠患不仅要制定严密的制度还要依靠有力的执行者如老猫般的威慑力法制与人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这个复杂微妙的权力游戏中宦官们必须小心翼翼行事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